该法案的出台，表示美国政府进一步重视宣传工作，特别是如何对抗来自外国的政治宣传，也表明美国所倡导的意识形态正在失去“魅力”，美国政府正在失去“自信”。

　　2016年12月23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在官网上公布，总统奥巴马签署了《2017年国防授权法》，其中包括一项配套法案——《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案（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以下简称《反宣传法》）。法案内容包括，美国将在2017财年和2018财年分别拨款8000万美元，建立一个跨部门的反外国宣传和虚假信息的全球作战中心，中心由美国国务院领导，成立这一中心的目的是利用现代技术“帮助美国和盟国反制来自如俄罗斯和中国等外国政府的政治宣传，这将使美国的海外盟友保护本国免受外国操纵，还将帮助促进自由和充满活力的海外媒体和公民社会，保护外国民众免受宣传洗脑”。

　　两党的共识

　　这个法案是波特曼和来自康涅狄格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Chris Murphy）于2016年3月联名提出，波特曼是共和党籍参议员，而墨菲是民主党籍参议员，因此该法案可以看做是两党在此事上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在总统签署法案后，波特曼在一份正式声明中说，“我们的敌人正在使用政治宣传和谣言来打击我国和我国的盟友，这种来自宣传和虚假信息的威胁是真实的。威胁在不断扩大。美国和盟友面临许多挑战，必须更好地应对和反击那些针对我们的宣传活动和散布假信息的行为。今天，合众国决定迈出关键一步来反制这些行为。我们还将采取手段削弱敌人对我们进行政治宣传的行动。有了这个法案，我们终于可以让敌人们知道我们受够了。合众国不会再坐视不管，我们将要直面冲突。当我们有了这个跨党派的法案之后，我们有信心外国的谣言和政治宣传将会失效。”

　　墨菲则说道：“使用政治宣传的手段来降低民主政治的公信力已经创造了新的下限。但是现在我们终于决定起身反抗这些谎言带来的威胁。我们将在东欧等地创建独立和客观的新闻机构。我们将通过曝光谣言和加强当地社会团结的方式来反击谣言。这个提案可以成为法律让我们深感自豪，同时我也很期待和波特曼议员一道保证国家资源可以得到有效地利用。”

　　据报道，美国将在两方面推动反宣传计划。第一，制定一个全联邦政府的反政治宣传和虚假信息的一体化战略。该法案将提升美全球作战中心对反制中俄和非国家团体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中心将由国务院领导，但是来自国防部、国际开发署（USAID）、广播理事会、情报机关和相关部门的高级官员也将参与中心领导。中心将发展、整合、协调全联邦政府的行动，对外国政治宣传和虚假信息进行反制和曝光，积极推进和宣传维护美国和盟友利益的事实。

　　第二，该法案力图寻求更多政府以外的专业人士和机构，创造更具可行性和针对性的美国战略选择。该法案将成立基金，帮助培训全球各地记者，并向非政府组织、民间社团、智库、私营部门、媒体组织和政府外的专家提供资助，使这些机构或个人能够更有效地识别和分析外国进行政治宣传与信息造假的最新技术。基金可补充和支持美全球参与中心整合政府外力量进行战略决策。

　　过于“美国化”的法案

　　美国《反宣传法》的通过有几个重要背景。一是互联网飞速发展使国家系统通过主流媒体进行信息传播和思想塑造的传统方式正被打破。美国政府虽无宣传部门，但其思想控制同样严格，只是美国进行的是一种社会性的思想控制。例如，好莱坞大片永远讴歌美国式的英雄主义；美国政治、法律与学术言论永远强调，美国的强大是基于对自由与人权信仰的尊重。但互联网的发展，使美国也开始担心“美国价值”遭遇挑战和瓦解，脸书、推特等互联网媒体的崛起，使得人人均可撼动国家主流媒体的地位。此外，国际层面上，美国政府历来重视媒体、舆论在政治中的作用，并长期在国际话语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媒体也成为美国行政、立法、司法外的“第四权”，可见在国家和国际事务中赢得舆论主动的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新传媒技术和互联网媒体的强势发展，美国的国家话语霸权垄断体系遭到挑战。近年来最使美国政府感到威胁的当属斯诺登揭露的“棱镜门”事件以及阿桑奇领导的维基解密行动等，这使美国极力捍卫和推崇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遭到严重挫败。因此，美国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重新从国家层面再次抢夺和巩固国际舆论竞争的主动地位。

　　第二个背景是美国大选对美国社会和世界的震动。这是美国建制派精英对2016年总统选举反思的直接产物，他们认为特朗普的意外胜出与希拉里的惜败，源于社交媒体充斥的假新闻、谣言，以及由俄罗斯政府在背后策动乃至直接实施的网络攻击。特朗普胜选也撕裂了美国社会，其内政与外交主张透着反全球化、反精英主义、反建制派的民粹主义性质。美国主流社会担心特朗普政府今后的施政会威胁到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家秩序。美国人历来自傲的“思想战线”正在出现前所未有的晃动，这是奥巴马政府在即将下台之际急于批准《反宣传法》的又一重大原因。

　　第三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导致美欧相对衰落，多极化趋势显现，世界话语权开始百家争鸣。冷战结束至今，G7国家的GDP占全球GDP的比例已经从75%滑落至50%以下，尤其在2008年经济危机后，随着中印等非美国联盟体系的独立大型经济体的崛起，世界经济格局明显发生转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带来的是针对西方国家的全方位的挑战，兹比格涅夫·卡济米尔兹·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10年前便预见“世界政治觉醒”将导致“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2009年中国拒绝了美国“G2”的邀请，并坚定地站在支持“多极化”的阵营，聪明地避免了成为众矢之的的危险。随着乌克兰“克里米亚危机”的爆发和俄罗斯高调介入叙利亚，在国际上的突出作为使得“俄罗斯威胁论”也开始甚嚣尘上，并在美国大选尘埃落定后达到高潮，奥巴马政府一口咬定俄罗斯“操纵”了美国大选，帮助特朗普上台。其实早在《反宣传法》之前，美欧针对俄罗斯舆论武器的短兵相接早已开始，最典型的案例就是2015年10月英国关闭所有“今日俄罗斯”的账户以及2015年11月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John Kirby）在回答“今日俄罗斯”记者关于叙利亚问题提问时公然声称“会区别对待俄罗斯媒体”。上述理由让中俄顺理成章成为了美国“反宣传法”的头号靶子，也让“话语权战争”升级到“舆论新冷战”的高度。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诸多全球治理和地区安全问题，国际上已非只存在一种声音，这是一种国际体系民主化进步的表现，今后更多的发展中国家会“多方下注”，而非唯美国马首是瞻。

　　撕下美国“互联网自由”的面具

　　该法案向中俄打响了国际宣传战，但却不可避免与美国一直以来标榜的媒体、言论自由权利背道而驰。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表示，美国通过该法案，意味着作为美国国家战略，尤其是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政策战略的“互联网自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它赤裸裸地告诉人们，“互联网自由”服务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美国特定的政治团体和党派利益，即“以我为主”。“互联网自由”对美国来说只是一个口号，其本质是要让互联网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在美国眼中，所谓的“互联网宣传”，只有美国或西方可以做，而与其意识形态相异的国家不能做。这也说明，“互联网自由”最后一层“温柔的外衣”已经被彻底撕了下来。

　　自希拉里提出“互联网自由”战略开始，作为美国政府外交战略工具和理念的互联网自由，从来就是必须而且只能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同样的，当美国人民做出不同于建制派预期的选择，当网上出现美国民主党党内政治斗争黑材料时，美国政府毫不犹豫的将其判定为威胁。美国为了应对这种威胁，可以直接使用网军，直接撕掉互联网自由的温柔外衣。

　　《反宣传法》的通过预示美国的互联网自由战略进入了3.0阶段，美国的“话语权战略”从冷战后的“润物细无声”重返冷战时的“意识形态战争”，企图在21世纪的今天将美国自由主义灯塔重新放射光芒的希望，寄托在与中俄意识形态冲突的胜利上，这既是美国权力的傲慢，更是美国“需要寻找敌人”这种传统逻辑的延续。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美国目前处在高度缺乏安全感的敏感阶段，认为其价值观体系遭到侵蚀，导致其舆论战场由重视对外进攻转为重视本土防御。这个阶段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大国战略竞争是美国通过互联网自由战略首先要解决的挑战。对于同意这部法案的人来说，网络空间中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国家针对美国意识形态和基本政治制度的敌意宣传和虚假信息，已经超越恐怖主义，成为最主要的威胁。此次通过的《反宣传法》中，关键性的机构名为全球反宣传作战中心（The Global Engagement Center），这个机构位于美国国务院，是一个跨部门协调机构。成立的初衷是协调美国各部门力量，在网络空间抵消ISIL等恐怖组织通过网络散布相关信息构成的安全挑战和威胁。在《反宣传法》中，这个机构的主要职能，从应对恐怖主义组织的威胁，转为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等美国认定的敌意国家的威胁，意味着在互联网3.0阶段，几乎毫无掩饰的大国战略竞争。

　　其二，互联网自由3.0阶段具有攻防一体、多部门协调合作全网作业的特点。美国从来不执行消极防御战略，而是在防御的名义下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反宣传法》同样不例外。尽管名为应对外国政府敌意宣传的威胁和挑战，但实际上是进行有效的跨部门协调与整合。对内，这意味着美国政府能够而且必须强化对网络传播平台的监控，从行为监控到内容监控，从而及时识别并反制外国政府的相关敌意行动;对盟友，这意味着美国政府的网络监控行动有了新的理由，此前需要遮遮掩掩的棱镜系统，现在可以在帮助盟友免受敌意宣传的名义下，公开进行;对认定的目标，美国可以用各种方式实施反击，先发制人，或者预防性行动，在目标国境内实施的“和平演变”项目将因此更具道义色彩;对非政府组织来说，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非政府组织获得了打包投靠抱大腿的新机会，不符合美国战略需求的非政府组织将面临来自美国及其盟友的国家机器的共同打击。

　　其三，互联网自由3.0的出现，提醒所有国家必须认真关注网络空间政治安全和有效应对政治谣言带给国家安全的新威胁。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之前，追溯到冷战时期美国提出和平演变概念的时期，美国始终坚信两点，一是利用跨境信息自由流动搞颜色革命是天经地义的;二是美国具有显著的战略优势，从不担心扔出去的飞镖会砸到自己头上。尤其是2007年开始，美国在伊朗、突尼斯、埃及乃至俄罗斯、中国等地用互联网推进颜色革命实践。所以，美国大选时期发生的所谓网络谣言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与损害，基本是美国发明的套路用在了自己的头上，然后发现自己同样经不起这种套路。

　　美国不管不顾地用《反宣传法》把互联网自由升级到3.0，明确说明在网络空间用信息自由流动搞颜色革命是美国的专利，明确要求所有相关的非政府组织与美国合作，在网络空间推进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行动。如同突尼斯人加布里尔说过的那样，美国的做法通常对真正关注互联网自由的人来说，都是“死亡之吻”。可以合理想象的是，伴随着《反宣传法》的生效，网络空间将在一段时间内，成为部分美国精英和职能部门宣泄挫败感和焦虑的自留地，这些相关的文件、战略、政策以及可能真实发生的行为，对全球网络空间的安全、稳定、繁荣和发展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同时，对其他国家来说，如何以更加负责、有效、准确、可持续的方式应对这种3.0版本互联网自由的威胁，将成为一个具有国家安全战略意涵的全局性问题。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用《反宣传法》将互联网自由推进到3.0阶段，也不完全是件坏事，曾经因为坐拥超群实力而无比自信的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经首先从心理、认知和战略意志上逐渐衰退为一个普通的大国，其长期塑造和累积的负责任霸权的形象将因为美国自己的行为而趋于坍塌，这是走向多极均衡治理体系的开始，对中国来说，也是为推进全球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做出更实质性贡献的开始。

　　法案能否奏效？

　　正如美国媒体评论的那样，法案能阻止那些不是来自中俄的独立记者、博主等媒体人发布的信息吗？能制止维基解密网站进行揭露和曝光吗？也许只有彻底关闭网络才能全面阻止信息的流通。就算美国政府真这么做了，也只可能是权宜之计，而且离开网络，政府又如何进行所谓的技术管控呢？他们所能做的只是审查社交媒体，但说到底，反宣传行动由美国国务院领导，只要不符合其意志的均可判定为“虚假信息”。还有一个事实是，当奥巴马总统签署这一法案时，难道忘了候任总统特朗普恰巧热衷于“推特治国”，难道这是为了让特朗普上台后为压制民众享有的言论自由宪法权利买单？

　　总之，互联网时代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战已经打响，由于这个领域缺乏壁垒，中国已抢占先机，美国希望后发制人。继乌镇世界互联网大会之后，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制定并通过《网络安全法》的国家，虽然美欧舆论针对此事反应不一，且多数呈负面态度，认为中国作为少数设立“网络防火墙”的国家在互联网治理领域“为天下先”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然而不可否认，互联网虽然发轫于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且世界上第一支“网军”也是美国率先成立的，但目前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互联网应用市场在中国，中国的互联网用户超过了美欧之和，并以此为基础生发出大量依托于互联网的产业链，这个效应正在辐射全球。

　　此外，针对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新型恐怖主义网络宣传手段，美欧也不得不考虑设立“网络防火墙”，被迫在“秩序”与“自由”之间找到新的平衡。总之，美国认为中国在互联网领域话语权的竞逐中已经领先一步，随着中国“北斗系统”、量子卫星（黑障安全通信）等技术的成熟以及“一带一路”战略针对欧亚非大陆多层次的经济辐射，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无疑将持续提升。

(作者单位：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络新闻监管中心,编辑李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