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中国重点建设的新闻学教育基地，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前身为人大新闻系)一直执学界之牛耳，牵业界之神经。然而，在新闻传播学科飞速发展的今天，它无疑面临着强劲的竞争。它是潜伏着蓄势待发，还是不动声色地稳步迈进？

　　作为这所老牌新闻学院的院长，郭庆光教授如这所学院一样沉稳有力却不张扬——他的年龄也与这所学院的岁月相仿。他的著作《传播学教程》是国家级重点教材，在学界享有盛誉，书中闪烁着他多年从事传播学教学与科研磨练的思想锋芒，让一批批莘莘学子为之折服。他关注着这个领域内热闹的东西，但更多的是冷静思考自身的学科建设。他担任人大新闻学院院长，高擎教学与科研两面大旗，明确发展目标，凝聚创新队伍，更新管理观念，营造良好氛围，力争使这所老牌新闻学院再上新台阶。我们多次提出采访他，他都以忙碌为由婉言推托。最后，我们只好说：“我们的采访也是为学科建设尽一份力啊！”谈笑间，我们终于聆听了他多角度审视传播学的缕缕见解。

　　在回顾中俯视

　　记者：您认为，我国的传播学研究最早起始于什么时间？有哪些标志性的事件？

　　郭庆光：传播学研究在我国的起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这在学界似乎没有什么争议。当时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1978年中国和日本缔结友好条约后，我国请了一批日本友好文化人士来华访问，其中有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所长内川芳美教授，他担任过日本新闻学会(后改为大众传播学会)的会长。当时，内川教授访问了社科院新闻所、人大新闻学院等几家新闻教研单位座谈交流，介绍了不少大众传播学的概念和知识。另一事件是施拉姆先生在他的学生、当时的香港中文大学新闻系主任余也鲁先生的陪同下，先后两次到北京，都介绍了大众传播学。当时，对怎么翻译这个词还有一些茫然。在这之前也有学者在介绍国外的新闻学时涉及到这个概念，但译法不同，也没有引起特别关注。1983年我接受国家教委派遣赴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留学，当时有不少朋友问我你去学什么，我回答说学习传播学，他们感到非常奇怪，说你学的是新闻，怎么改行去学造船了？原来，朋友们把“传播”理解成“船舶”了。当时，学界对这门学问还很陌生，社会上对此更是一无所知了。

　　此后，传播学在我国的发展是迅速的。社科院新闻所、人大、复旦的一批学者积极介绍和引进传播学，并且发起了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以后每两年一次成为惯例。我觉得，我国传播学的发展从1978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算是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介绍引进，同时有些人还抱有疑虑，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源泉之一。这实际上只是看到了传播学诞生于西方国家，以为产生于西方的学问就是资产阶级的事务，对它的体系、宗旨以及对信息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还不了解。第二个时期是92年以后到现在，是学者们致力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应用、也是传播学理论逐渐融入我国的新闻传播实践活动，推动着我国媒体传播的观念、方法的改革和创新的时期。我认为，我国传播学目前正在迎来第三个发展阶段，这就是进一步拓宽视野，在全球化和传球传播的大系统中研究中国的媒体和传播课题。

　　记者：多年来您一直从事传播学的研究和教学，那么对于传播学引入我国的影响或意义，您是如何认识的？

　　郭庆光： 从我国媒体发展的进程来看，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传播学唤起了我们对传播效果问题的重视。以前，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宣传报道只满足于把声势造出去，很少考虑传播效果和反馈问题，现在则不同。其次，传播学唤起了媒体的受众意识，任何一家媒体要取得良好的传播效果，不能不考虑受众的需求，不能不考虑受众定位。第三，传播学唤起了媒体的全方位服务意识。也就是说，传播的基本主张之一，就是媒体不仅有舆论导向作用，不仅是宣传者或观点的提供者，而且要提供人们日常学习、工作、生活、娱乐所需的各种信息服务。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那种媒体居高临下的姿态，增加了受众对媒体的亲和感。第五，传播学关于双向互动传播过程的观点推动了媒体的开放和受众的参与。最后不能不提到的是，传播学关于媒体性质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大众传媒双重属性的认识，这对于我们加强媒体在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作用、积极推进媒体产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总之，传播学带来的不仅仅是观念的改变，同时也推动着实践的改革和创新，并且在制度和体制变革方面也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记者：您是如何认识传播学的性质和宗旨的？

　　郭庆光：传播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与新闻学、社会学、政治学、社会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社会科学的任务是发现和研究社会问题，通过解决这些问题来改进社会运作机制。传播学的任务也是这样，通过考察社会信息传播系统中的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和方法，来理顺社会传播机制，解决信息障碍和传播隔阂，由此来推动社会健全发展。传播学特别关注传播过程中的平等、公正、自由、民主、均衡问题，它的基本价值也就是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当然，传播学的应用性很强，它的效果研究、说服技巧研究、受众心理研究等等，能够帮助媒体进行有效策划和运作，能够提高广告宣传效果和产品促销效果、能够增加大公司的经营效益，但这并不就等于说传播学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是资本家赚钱的工具。就像资本家可以借助统计学方法来进行经营管理，我们却不能说统计学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学问，道理是一样的。

　　记者：在您看来，传播学在哪些重要领域还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郭庆光：我觉得，目前我们对媒介规范和媒体组织性质的研究还不充分，认识还比较模糊。现在我们的媒体已经进入了市场，进入市场必然面临竞争，竞争直接体现为发行量和收视率的竞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媒体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社会组织，它的社会角色和社会职能是什么，它的经营和竞争与一般企业组织或一般产业有那些共性，有哪些特殊性，在传媒界并不是很明确。一般来说，任何媒介都有宣传功能和经济功能，中国如此，西方也如此。我们过去把媒介看作单纯地执行喉舌功能，现在认识到了媒介的经济功能并在不断强化这种功能，我国媒介近年产业化、集团化、企业化经营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我们同样应该充分注意到媒介组织与一般企业不同，新闻报道和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拥有强大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使传媒的经营活动受到公共性和公益性的严格制约。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才能避免不规范的操作和单纯唯利是图的经营行为。目前，我们的媒体理念还不清晰，传媒人员、传媒组织的社会角色定位还不明确、运作体制还不健全，在这方面以及广泛的领域，传播学还有很多应该研究的课题。

　　记者：您认为传播学应该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郭庆光：我曾经说过传播学是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在社会信息系统中，大众传播是影响力最为强大的系统。传播学研究这个系统，可以产生三个方面的影响或效果。一是影响作为社会成员的受众，为他们提供关于新闻、信息传播活动的科学知识；二是影响传媒工作者，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媒体传播活动的本质和社会影响力，提高社会责任感和自律意识。三是为国家制定保护和规范传媒活动的传播政策、法律、法规提供科学的依据。例如，美国关于限制电视节目暴力和色情内容的分级制度和V芯片制度，就是建立在有关电视暴力内容研究与青少年犯罪的大量实证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只听家长的看法或媒介的主张都会失之偏颇。在信息社会中，国家要制定许多有关信息及其传播活动的政策、法律或法规，作为一门社会科学，传播学要超越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各方的具体利益或主张来考虑社会传播机制的平衡和合理化问题，相应地，能够为国家制定宏观的传播政策、法律和规范能够提供客观和科学的依据。

　　记者：据我所知，您参与起草了国务院新闻学和传播学的学科目录，从1996年就开始酝酿了，到1997年批准，这个过程您都经历了，那么您是如何评价该学科的设置和划分？

　　郭庆光：我是作为一个普通工作人员参与这个目录起草的，主持该目录制定的是方汉奇教授。在这个学科目录中，一级学科名称是新闻与传播学，下设新闻学、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有人说这种划分新闻学占得比重比较大，其实是合理的。新闻是一个社会当中最重要的信息，新闻报道承担的社会使命最重要、负载的公共利益最为普遍，专门设立一个学科，从事新闻工作者的培养和新闻规律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另外，新闻学从学科起源上也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有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基本课题，更重要的是在业务实践领域(采写编评等)有自己的特殊性，因而它不应该为传播学所淹没。

　　相比较而言，传播学涵盖领域比较广泛，除了大众传播以外，还包括包括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等等领域。一般来说，新闻传播院系里的传播学科，主要是大众传播学，其研究对象包括了传播体制、传媒组织、传播过程、传受关系、传播效果等等。在实务领域，传播学主要是研究媒体与政治过程、公共关系、广告、出版传播等等。

　　现在看来，这个一级学科下还缺少一个二级学科，即传媒经济学。21世纪是信息经济时代，而传媒经济和传媒产业是知识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传媒产业的发展，急需懂得传媒经济和媒体管理的人才，对此，媒体界呼声非常强烈。为了适应这种需要，三家拥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授权的学校即人大、广院自主设立了传媒经济，复旦则自主设立了媒介战略管理学作为第三个二级学科。

　　有了这三个学科，应该说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科结构就更合理了。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新闻、传播、经营管理搅在一起，容易搞乱人的思想，搞乱职业规范。在实践中也有这种问题，比如记者写新闻报道，同时又在拉广告，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究竟是对新闻读者负责还是对广告商负责。培养复合型人才不是这样一个培养法。术有专攻，业有区分，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下的各二级学科，应该既互相联系又保持相对独立性。

　　关于学科划分，国际上没有统一的模式。在有的国家或大学，新闻学独立性很强，在有的国家则包含在大众传播学中，而大众传播学又包含在社会学或文学之中。

　　这些仅能供我们参考，而我们的任务，就是按照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设置较为适合我国国情的学科体制。

　　记者：新世纪之初，中国新闻传播教育飞速发展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90年代后期，我国大学中设有新闻或传播学的院、系、专业点不过60多个，而在2003年9月，这个数字已经达到360多个。新闻传播教育的骤然升温意味着什么?其背后的时代需求和动力是什么?

　　郭庆光：近年来新闻传播学成为快速增长的热门学科不是偶然现象，其背后的巨大推动力是社会信息化的进程。众所周知，21世纪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高科技IT产业，二是媒体产业。前者从事传播科技的开发，后者则使用这些科学技术从事各种信息产品的生产、流通和传播活动。新闻传播教育主要是为媒体产业培养人才的，也是将这两大领域连接起来的桥梁。应该说，新闻传播教育代表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居于21世纪历史潮流的中心，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目前，我国不仅各综合大学，甚至许多师范院校或理工科大学都纷纷开设新闻传播专业或院系，把它作为学科建设的新增长点，其中有些学校在既无专业师资、又无教学条件的情况下就匆匆上马，不少学者提出了“过热”或“泡沫”的批评。我认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目前新闻传播学的专业点还不能说过多，从我国21世纪社会信息化对新闻传播人才的需求而言，还有相当的发展余地。但是，设立新学科首先要对该学科的性质有明确的认识和人才培养定位，否则培养质量就难以得到保证，就没有可持续发展机制。从办学条件而言，教育部曾经转发了一个新闻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建议文件，其中对创办新闻传播学科的师资、教材、教学和实验的软硬件基础条件作了一些规定。达不到这些基本要求就仓促办学，受损失的是学生，这是应该避免的。

　　按照国际惯例，新闻传播学属于应用性社会科学的范畴。在我国，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是一级学科，下设两个二级学科，即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二级学科专业范畴和相互关系是什么?不少学生对此并不清楚，社会上也有很多疑问。实际上，新闻学与传播学既相互紧密联系，又有自己的相对独立的教育体系和人才培养目标。准确地说，新闻学是以新闻的采集、加工、制作和报道活动的知识、理论和实务技能为教学内容的学科，其人才培养的定位就是为新闻机构培养新闻记者和新闻编辑和相关新闻从业人员。传播学研究范围比较广泛，其中一些课题涵盖了新闻学，但是从专业教育的角度而言，传播学应该有自己特定的人才培养定位。在人大新闻学院，广告传播、公共关系、出版学等实务教学放在传播学范畴之内；有关媒介经济、媒体产业、媒体经营策划、管理、媒体人力资源开发和媒体广告运作实务内容等放在传媒经济学范畴之内。这样，学生在选择专业和未来的职业之际，会有一个明确的就业目标行业或市场。

　　在对比中平视

　　记者：您曾于1983年到1992年在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学习，对西方国家的传媒教育和传媒人才培养体制都比较熟悉，您认为怎样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搞好中国的新闻教育和人才培养？

　　郭庆光：随着信息传播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我国新闻媒体发展需要大量的新型专业人才，新闻传播教育也面临着与改革和创新的迫切需要。要办好新世纪的新闻传播教育，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发扬我国新闻教育的优良传统同等重要，二者不可偏废。

　　从世界各国新闻人才的教育培养模式来看，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新闻教育大致可以分成三种模式，即美国模式、西欧模式和日本模式。对美国模式，台湾学者郑贞铭教授曾经概括为三个特点：(1)以实务训练为本位，重视实际业务技能的培养，采访、写作、编辑、评论等基础业务课程非常充实。(2)以社会科学为依托，重视社会科学理论素质的培养。新闻专业一般都开设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历史、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课程。应用性实务课程和社会科学课程的设置比例在各大学并不一样，但社会科学的必修学分都约占总学分的50%或者更多。(3)以人文主义为目的。也就是说，大学新闻系都设有以新闻伦理和新闻道德为内容的课程，其目的一是培养未来记者的新闻自律意识和职业规范，二是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新闻正义感，作为新闻工作者能够扮演舆论监督和道德仲裁人的社会角色。可以说，美国的新闻人才培养，至少在大学教育这个阶段是比较全面和规范的。

　　欧洲模式主要以英国为代表，德国的情况也比较接近。在传统上，英国的新闻教育一向侧重在职训练，所谓“学徒式”的报馆新闻训练是英国的一大特色。近年来，这种状况有所转变，设立新闻专业的大学开始多了起来，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其数量要少得多。但是，由国家和新闻界主导的在职教育训练却非常充实，设有全国新闻记者训练协会(NCTJ)，此外还有伦敦印刷学院、广播电视界有汤姆森基金会、BBC的海外训练项目等等，也都是从事在职教育培训的。以NCTJ为例，该协会由各新闻团体、20多家报社和教育部代表组成，训练内容分两种，一种是以媒体新人为对象的初级训练；一种是以成熟记者为对象的高级训练或者叫做再提高训练。基本做法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本着学徒制的精神，让新人与报社的熟练记者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以老带新；另一种是承认理论知识的必要性，派现职记者编辑到大学进修有关的理论课程。从总体上来看，由于在职教育比较充实，又有制度的保障，所以英国的新闻人才培养教育的质量并不逊于美国。

　　第三种模式是日本模式。日本的特点是大学中很少有新闻专业，全日本只有一所大学设有新闻系招收本科生，但其毕业生到新闻媒体就业的还不到10%。新闻媒体招收新人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考试从大学的政治、经济、法学、社会学、商学等学科专业中录用毕业生，然后再通过严格的社内教育和训练系统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新闻人才。所以说，日本的新闻人才主要靠新闻媒体自己培养，有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培养制度。像读卖、朝日、每日等大报的一般做法是，毕业生到报社以后先在社内进行数月的集中教育，然后分配到地方分社锻炼1—2年，熟悉地方报道业务。调回总社以后，有的还要经过各部轮训，最后再根据特长定位在某个部。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培养出来的记者对报社的各种业务、各个部门都比较熟悉，适应面也比较广。在日本，培养出一个成熟的记者大约要用4—5年，所需时间与我们的大学本科差不多。

　　记者：您说的各国情况令人耳目一新，具体而言对我国有何启示呢？

　　郭庆光：以上几种模式，可以说各有特点，也都是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历史地形成的有效的新闻人才教育和培养的路子，我们很难简单地判断孰优孰劣。我国的新闻教育体制与美国比较接近，建国后形成了以基础课、专业课和政治理论课为骨架的课程体系，培养了数万名新闻专业人才，他们都是我国新闻队伍的核心骨干。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新闻教育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比如我们“宽口径、厚基础”教育方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素质教育的重视、业务技能课程和实习训练的充实等等，在国际新闻教育界享有良好的评价。在东亚新闻教育研讨会上，中国的新闻教育体系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前几年，日本的新闻学者门奈直树教授还在《书斋之窗》杂志里对人大和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状况作了较全面的推介。因此，我们在评价中国新闻教育之际不能妄自菲薄，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也不能全盘照搬西方的做法，而是应该在积极借鉴外国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优良传统，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真正适应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和培养模式。

　　记者：据我所知，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举办新闻业务骨干培训班，收效良好。那么，在日本存在新闻从业人员再教育问题吗？

　　郭庆光：一般来说，新闻教育承担的任务应包含两个部分。一是通过正规教育向新闻界和传播界输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二是对传媒在职从业人员进行再教育。这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人大、社科院新闻所、汉城大学新闻所和东京大学新闻所几年前曾联合举办过东亚新闻教育研讨会，再教育是日本、韩国专家学者关注的一个主要话题。特别是在日本，大多数记者都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新闻教育，社内教育、以老带新的业务培养体制虽然很健全，但是对新闻记者的社会角色、社会责任、职业伦理和规范的理念教育并不充分。同时，由于新闻竞争很激烈，一些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态度也在改变，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是公司职员，而不是一个富有高度社会责任的新闻记者，他们认为只要我能写出轰动的报道，我的能力得到上司的评价，我就提升的快。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下，日本新闻界也出现了不少媒体弄虚作假的丑闻，例如导致朝日新闻社长和报道局长辞职，摄影记者被开除的“珊瑚礁事件”、以及NHK把摆拍的东西作为纪实报道事件等等。这些虽然是少数记者的行为，但却严重影响新闻界的社会信誉。所以，日本新闻协会希望能与大学的教育和研究机构联手，对新闻从业人员进行系统的职业规范和专业理念的再教育。

　　当然，日本的新闻机构当然希望大学能够提供业务技能训练的，但在日本这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日本的大学很少有实务操作课程。报社和大学在新闻教育方面实行“产学联盟”，大学更多是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理念、伦理规范以及综合素质进行再提高，而主要不是业务技术训练。因为在他们看来，技术性的东西，到了新闻实践中是很容易掌握的，而要想做一个高层次的记者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例如对新闻事件的高度新闻敏感和洞察力、对新闻价值的判断、多角度提示新闻事件的能力等，都需要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

　　实际上，日本不少学者和媒体人士都很赞成中国的理论与实务并重的新闻教育方式，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在亲历中正视

　　记者：请您谈谈如何根据媒体产业发展需要，培养新型新闻传播人才？

　　郭庆光：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与媒体事业的发展是连动的。建国后的新闻教育主要受到苏联模式的影响，目标是培养合格的新闻宣传人才，产品比较单一，规模也不大，这种状况在新闻改革尤其在媒介走向市场的过程中已经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1)新闻传播教育领域不断扩大，由过去单一的新闻学专业发展到今天本科四个专业(新闻、广电、广告、出版)，研究生教育发展为新闻学和传播学两个二级学科。这个发展，应该说与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事业的发展是同步的。(2)新闻人才需求的多样化。过去的新闻教育，主要是培养记者和编辑；现在不但需要记者和编辑，而且需要策划和创意人才、广告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以及技术和业务兼通的复合型人才等等。新闻媒体的社会功能的多样化为新闻教育提出了更复杂的任务和更新的要求。(3)新闻人才供求关系和分配制度的变化。过去，新闻院系的毕业生由国家统一分配，新闻单位按照一定的指标接受毕业生，两者之间都没有选择的余地。现在毕业生就业变成了双向选择，毕业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志向选择就业单位，不见得非挑选新闻单位；而新闻单位也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挑选毕业生，不见得非挑选新闻专业毕业生。

　　但是，从人才教育和培养的角度来说，新闻传播教育界也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迫切需要。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适应新闻传播人才市场的变化，培养适合媒体需要的高质量人才，这就需要改变一些传统思路。例如，过去我们新闻教育的宗旨是培养通才，因为新闻记者面对的是纷繁复杂的社会，一个新闻工作者越是具备广博的知识基础，就越具有应对各种新闻事件的能力。“宽口径、厚基础”的培养方针也就是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制定的。但是在今天，随着专业报道和深度报道的发展，新闻媒体对专业记者和具有专业背景的新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如政法类记者、财经类记者、科技类记者、文体类记者等等。我认为，“宽口径、厚基础”仍然应该作为新闻传播教育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在这个前提下，应该采取措施加大专业人才培养的力度。这里包括全面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设立副修制度、加大选修课比例以提高学生把自己设计为不同类型专业记者的积极性、继续充实发展双学位教育等等。

　　记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科是全国新闻教育界唯一连续两次被评为重点学科的学科点，也是教育部新闻学重点研究基地的依托单位，人大新闻学院的举动受到新闻界和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您能否透露贵院在“十五”规划的一些内容？

　　郭庆光：首先，人大新闻学院培养了一大批的新闻人才，创办近50年来有8000多名各类毕业生从这里走出去，他们中间许多人成为著名记者、编辑和管理人员，形成了“国中新闻界，相逢皆人大”的说法。其次，人大新闻学院办学历史悠久，形成了比较明确的办学思路和有效的课程体系。同时我们有一支比较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在新闻教学和科研领域不断开拓和创新，一批著名学者在全国拥有很突出的学术影响。此外，人大新闻学院国际化的程度较高，正规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了学生总数的11%。但是，谦虚的心态比自豪的情绪对我们更重要，人大新闻学院要学习国内外兄弟院系的一切长处，并结合自身特点来不断发展。具体来说，我们在“十五”规划了这样一些内容：

　　(1)适应新闻人才市场需求的变化，积极发展新学科，实行多品种、少量化的人才生产。目前，我们在原有的新闻、广电和广告三个本科专业的基础上，增加了出版专业。在研究生学位培养方面，我们设有新闻学、传播学和传媒经济学3个二级学科，这些都是为适应我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而采取的学科建设措施。

　　(2)适应传播科技的发展，加大“文理渗透”的程度，培养既懂新闻业务，又懂传播技术的复合型人才。新闻传播教育的传播科技含量大，对硬件设施的要求高。年内将对现有的多功能新闻传播实验室实行较大幅度的更新和改造。在学校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新闻学院楼已经进入开工准备阶段，该楼竣工后将建成包括报刊、广播电视、广告、网络传播、多媒体出版、光学摄影和数码摄影、媒体经营管理等功能在内的、初步接近国际一流水准的新闻传播试验中心及各种专业教室，加大各种新闻媒体技术应用教学和实验的力度。

　　(3)坚持“产学研联盟”的办学方针，充分发挥人大新闻学院的资源优势，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与新闻机构或媒体单位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在人才开发、培养和科研方面，目前主要有几种做法，一是在各主要新闻媒体单位建设学生实习基地；二是接受各媒体单位人员在职进修学习；三是合作举办各种类型的专题培训班或研讨班；四是共同实施有关的科研项目，以及合作从事科研成果的效益转化等等。

　　(4)适应新闻与信息传播全球化的趋势，加大专业外语教学力度，扩大对外合作，培养具有全球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扩大新闻传播教育和科研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也是“十五”规划的一个重要目标。

　　去年以来人大的新闻传播学科又有一些新发展。在我校“211”工程“十五”重点学科建设的14个项目中，“新世纪新闻传播学科整合创新工程”被列为首位，在这个项目中，我们要完成大幅度的新闻教学改革，并建成标志性成果“具有国际先进水准的一流新闻传播教学与实验系统”。新的新闻学院大楼即将破土动工。最近，学校领导进一步决定要把新闻学科作为中国人民大学“重中之重”的学科加以建设。我们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已经开设，正在和著名媒体建立共建合作关系，产学结合共同来培养中国媒体发展的战略型研究人才。

　　记者：您对传播学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认识的？

　　郭庆光：传播学在中国还会有更大的发展。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它是20世纪诞生的四大理论之一，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传播学。过去，我们只强调“三论”的意义，实际上，传播学与“三论”几乎同步诞生，是推动信息社会到来的一门重要学问，它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这种影响并不止于媒体研究领域，对其他学科，如企业经营管理、市场营销、艺术理论、文艺批评等等都产生了强劲的影响。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位博士生曾经撰写了《传播学与建筑设计》的博士论文，一般人会觉得奇怪,传播学与建筑设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位博士生却试图通过两个学科的交叉来对传统的建筑理论进行创新，而且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参加了这位博士的论文答辩，觉得至少有两个创新点：一是引进了建筑物蕴含着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视点，符合现代社区建设这一时代主题；二是引进了建筑物的信息承载量的视点，对现代智能大厦和信息街的规划设计具有新的启发意义。这篇论文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好评，被推荐为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的参选作品。

　　有些学者担心传播学的“泛化”问题。我倒觉得，这恰恰说明了传播学与控制论、系统论和信息论一样，具有普遍的应用性，它广泛渗透到各个学科是值得欢迎的好事。“三论”被引进到各个学科，但它们并没有被这些学科所取代、所淹没，传播学也是这样。大家都在谈传播，并不会夺走传播学者的饭碗，相反会增加这个饭碗的含金量。作为传播学者的任务，就是要牢牢把握这个学科的核心领域和核心课题，不断往深处开拓，使这门学问及其体系更加科学，更加合理。

　　我觉得，我国传播学的进一步发展，应该在两个方面要有重大突破。一是基础理论和原理研究，目前我们基本是引进国外已有的内容，还没有出现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命题、假说或理论，在这个方面没有突破，就不能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学者在国际传播学界的地位。第二是把传播学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开创对我国国家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应用研究。目前，有些学者和研究人员已经开始着手这些研究，例如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对我国目前“知沟”的现状及其特点进行了调查验证，这是着眼于解决信息社会中两极分化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命题。再如，涉及信息时代国民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领域，“传媒启蒙”(media literacy)研究和实验项目在发达国家开展得很普遍，而在我国尚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所谓传媒启蒙或传媒扫盲教育，涉及的不仅是向全体国民普及基本传播技术的问题，还包括了对信息的真伪、价值的选择判断能力以及信息采集、加工、制作、传播能力的培养，对引导信息社会中的国民行为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之，传播学涉及到的课题十分广泛，在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涉及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的部分无疑是最重要的核心领域。其他的领域例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群体传播等等，属于和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组织学、企业管理等学科的交叉领域，多学科的合作尤为必要。 (作者王永亮 韩运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