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对数字鸿沟的概念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辨析。数字鸿沟虽然是一个为媒体和学术界所广泛使用的概念，却迄今并未有约定一致的概念定义和操作定义。本文首先回顾了数字鸿沟概念提出的背景、演变，然后对各种不同的数字鸿沟定义进行了总结和梳理，最后介绍了两种具体的数字鸿沟操作定义，即祝建华的数码沟指数和金兼斌/熊澄宇以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为衡量指标的数字鸿沟测量方法。本文对于公众以及学界今后有关数字鸿沟的讨论和研究，无疑具有启发性。

　　数字鸿沟这一概念虽然出现不过几年，但却已经受到公众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人们通常把它和信息时代的贫富分化、社会公正等问题联系起来，从而使它不仅具有社会学和经济学上的含义，也成为社会政策甚至政治主张中的一种关怀。Courtright & Robbin (2001，p.2) 指出， “在美国，数字鸿沟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话题，一个经常令人和社会上的不平等联系起来的抽象符号，从而激发人们对解决信息技术的使用所带来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希望。” 在中国，数字鸿沟概念一经引入/提出，也立即受到广泛关注，有关新闻报道、主题论坛在短短几年里层出不穷，在不同的时期，配合不同的社会政治气候，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听范围内。

　　一个重要却含混的概念

　　据 Hoffman (2001, 见： Arquette, 2001)考证，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一词肇始于 Lloyd Morrisett 有关对信息富人(the information-haves)和信息穷人 (the information have-nots ) 之间所存在的一种鸿沟的认识。不过，这里所谓的鸿沟，主要指1980年代Apple II电脑时代，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个人计算机占有率上的差异(Arquette, 2001)。数字鸿沟一词真正引起公众关注则是1995年美国商业部电信与信息局(NTIA)发布的题为《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一项有关美国城乡信息穷人的调查报告》中对数字鸿沟现象的具体描述，报告详细揭示了当时美国社会不同阶层人群采纳和使用互联网的差别。从此，有关数字鸿沟的报道和研究文章不断出现。据对1999年1月至2000年12月收录在Lexis-Nexis数据库中各种大众传媒文章的抽样统计，这期间内与数字鸿沟相关的文章增加了3000%。在我国，情形也大致相仿。2002年7月31日，笔者对人民网上以“数字鸿沟”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结果显示约500篇文章涉及到这一主题或提法。2001年7月，一个以“关注中国的数字鸿沟”为主题的高层论坛在北京举行，许多政府官员、信息技术专家、学者、社会人士以及媒体参与了这一论坛，会议主要讨论和发言随后结集出版。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数字鸿沟这一名词频频出现在各种场合，包括各种学术性文章中，它的含义和所指却一直是混乱而随意的。人们仿佛只是使用这一概念，却不去理会这一概念的具体含义，似乎其含义是众所周知似的。正如Arquette (2001) 所指出的，事实上，大多数关注互联网的学者对诸如 数字鸿沟这样的概念使用都很混乱。“人人都假设其他人在使用同一概念时，所指的含义和他使用时所赋予的含义相同。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这样的共识。” (p.3)。在中文世界里，类似的问题同样存在。例如，在《关注中国的数字鸿沟》一书所收录的30多篇论述中，不同的论者虽然都使用数字鸿沟这一名词，但显而易见，不同的文章中其含义有很大出入，全书没有一个统一的有关数字鸿沟的概念定义和操作定义。有些学者把数字鸿沟理解为不同的社会群体上网比例的差异，另外一些学者则把数字鸿沟和不同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差距等同起来。祝建华在其《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中就此种情形写道：

　　“尽管数码沟(即数字鸿沟——作者注)这一概念如此重要、全球关注，但是奇怪的是从互联网业界、政府到学术界，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普遍接受的操作定义(即如何测量数码沟)。其结果，不但造成了研究和讨论中许多不必要的混乱┅┅而且无法对在一个社会内不同时点之间、或在各社会同一时点上的差别进行比较。”(祝建华，2002，p.204)

　　显然，对数字鸿沟这一概念进行概念定义和操作定义，对于我们有效地谈论和研究数字鸿沟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鸿沟概念的多种涵义

　　数字鸿沟是一个对传播学者而言并不陌生的新名词(祝建华，2002)。早在1970年，著名的知识沟(knowledge gap)假设就已经被提出来(Tichenor, Donohue & Olien, 1970)，并一直是传播研究者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知识沟假设主要关注大众媒体的知识传播效果，即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通过大众传播获得的某一方面的知识或信息差距有扩大的趋势。1980年代，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随着计算机的不断普及，一些学者敏感地注意到社会上出现的信息富人和信息穷人之间存在的鸿沟(Compaine, 2001)。90年代，随着互联网日益广泛的使用，数字鸿沟成为一个笼统的标签或比喻，用来说明人们对信息传播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采纳和使用上存在的差距。

　　有关数字鸿沟的众多定义，可以从两个角度加以梳理。一个角度是对数字鸿沟中“数字”一词具体所指的不同理解。狭义而言，数字鸿沟特指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不同地区间互联网的普及和使用上的差别。美国商务部发表的《被互联网遗忘的角落》系列报告是这一定义的代表。祝建华在构建其数码沟指标(digital divide index，简称DDI)时，也以互联网扩散率(Internet penetration)作为单一的指标。简言之，这些研究把数字鸿沟操作化定义(operationalize)为不同社会群体或地区间互联网扩散率的差异。

　　然而，对不少学者来说，这种对“数字”概念的狭义理解未免挂一漏万。因此就有所谓广义的“数字”之理解。按照这种理解，数字鸿沟的衡量指标，除了互联网以外，还应包括其他许多信息传播技术。例如，Arquette (2001) 在一项有关全球范围的数字鸿沟研究中，采用的是所谓的信息智商(Information Intelligence Quotient，即IIQ) 这一多维指标系。衡量数字鸿沟的信息传播技术拥有和使用状况，除了互联网外，还包括电话、有线电视、电脑、传真机、手机等等。

　　第二个梳理角度是对数字鸿沟中“鸿沟”的不同理解。Jackel (2001) 对不同的“鸿沟”理解举例如下：

　　l 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或者说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宏观比较；

　　l 社会中不同职业的人群之间的比较；

　　l 社会中不同教育程度、性别、年龄群之间的比较；

　　l 根据传播技能不同而划分的社会中不同群体间的比较；等等。

　　显然，对“鸿沟”的不同理解，导致的数字鸿沟的实际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

　　通过对多种有关数字鸿沟研究的整合，Arquette (2001) 提出了一个衡量地区间数字鸿沟的三维度框架定义，以前述的信息智商为综合指标。在他的定义中，所谓的数字鸿沟实际上包括三个方面的鸿沟：信息传播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信息传播技术的拥有；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其中，信息传播技术基础设施指各种用来传递声、光、图像、影像、数据的技术物理(technophysical)手段，包括16个指标，如电话普及率、联网主机量、电话资费情况等等。信息传播技术的拥有着眼于个体对各种信息技术设施的拥有或可使用情况，由19个指标组成。信息传播技术的使用则关注人们对各种信息传播技术的实际使用情况，也由19个指标组成。因此，不同地区间的数字鸿沟，被具体化为不同地区间信息智商的差距。

　　用信息智商这一综合指标来衡量地区间的数字鸿沟是颇意味深长的。这里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数字鸿沟反映的是一种综合性的差距。事实上，有关研究发现，不同信息技术的采纳或使用具有一定相关性。一个简单的例子是，拥有电脑的家庭，其家庭上网的可能性也更大，因为需要上网的初始投入比家里没有电脑的家庭要低。因此，当我们在谈论地区间的数字鸿沟和不同社会群体间存在的数字鸿沟的时候，综合考虑各种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拥有情况，有时显得更为合理。另外一点是，讨论数字鸿沟，不应只考虑在信息技术拥有上的差距，还应该考察不同地区不同人群在使用信息技术上的差别。事实上，“仅仅拥有是不够的”正成为越来越多研究数字鸿沟的学者的共识(如Blau, 2002; Jackel, 2001; Nagaraj, 2002)。换言之，单纯提供电脑或上网的环境，并不一定能真正消除数字鸿沟(Blau, 2002)，因为在信息富人之间其实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异(Nagaraj, 2002)。Jackel (2002)把已经拥有信息传播技术者之间在信息技术的使用质量和效率上的差别称为“二级鸿沟”。

　　由此，当我们谈论数字鸿沟的时候，在还没有对这一概念有公认的或默认的定义之前，我们应该首先确定，我们所谓的数字鸿沟，到底指的是什么：是地区间的差异，还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不同社会群体又是如何划分的？是单纯根据某个人口变量(如年龄、性别、教育程度等)，还是综合这些人口变量来进行复杂的交叉比较(如祝建华，2002)？衡量的指标，是单一信息传播技术，还是一组信息传播技术？是单纯考察比较其拥有情况，还是综合考察拥有、使用等不同层面的情况？这些，都是需要在使用数字鸿沟这一概念时加以明确的。否则，不同的研究结果将很难比较，各种争论也无疑于鸡和鸭吵，缺乏共同基础。

　　数字鸿沟的两个实用定义

　　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概念的定义通常包括两个层面，即概念定义(conceptualization)和操作定义(operationalization)。前者描述概念的基本含义，后者说明概念的测量方法。下面我们介绍两种不同的数字鸿沟定义。

　　第一种定义是前述祝建华在其《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中采用的方法。在这里，数字鸿沟指“社会各阶层之间在使用互联网上的差别”(概念定义)，而其操作定义则为“社会各阶层之间互联网使用者(简称网民)比例之平均差别”。

　　在这个操作定义中，所谓的“平均差别”，是指每一阶层的网民比例(pj)与社会相对应总体人口中的网民比例(P)之差异的累加，由如下公式算出：

　　其中 是某阶层网民比例与总体网民比例值差别的绝对值，wj是该阶层的权数(由该阶层人数在总体人数中的比例而定)。符号∑指将从1到k个阶层与总体平均数的差异、加权后累加。

　　至于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在祝建华的定义中，采用四个变量将社会分成24个交叉阶层：性别(分成“男”和“女”两层)×年龄(分成“老”、“中”、“青”三层)×教育程度(分成“大专及以上”和“高中/中专及以下两层)×职业(分成“就业”和“无业”两层)。祝建华(2002)指出，“选择这四个变量的原因是许多实证研究已证明它们对互联网的使用均有显著影响”(p.207)。

　　祝建华并对上述操作定义下就2000年所得的调查数据对香港、北京、广州和美国的数码沟指数进行了计算和比较，发现上述操作定义所确定的指数之相对独立性、分析敏感性、指标综合性和成分变量的合理性方面，均令人满意。笔者认为，祝建华所提出的上述数码沟指数是迄今所见有关数字鸿沟操作定义中最为严密可行的一种。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阅读其原文介绍。

　　另外一种数字鸿沟的定义方法则在着眼点上有很大不同。金兼斌和熊澄宇(Jin & Xiong, 2002)采用我国信息产业部于2001年7月29日发布的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Quotient, 简称NIQ)为数字鸿沟的综合性衡量指标，来比较我国不同地区间信息化程度的差距。国家信息化指标体系由6大类(包括信息资源、信息网络建设、信息技术应用、信息产业、信息化人力资源以及信息化环境等)共20个指标构成。因此，在这种定义下，数字鸿沟被概念化定义为“不同地区间信息化发展程度的差距”，操作化定义则为：以NIQ作为一个地区信息化发展程度的衡量指标系，以各地区之间信息化发展程度指标值的标准偏差与均值之商(S.D/Mean)为数字鸿沟的具体量度。标准偏差衡量不同地区间信息化程度的差异，由于其是一个绝对指标，因此采用其和均值之比这一相对指标作为数字鸿沟的具体量度。在这样的定义下，可以比较不同地区间信息化发展程度的综合差异情况，也可比较不同地区间各信息化发展指标体系之子指标体系(即前述NIQ的六个不同方面)衡量下的差异情况。以信息产业部和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有关统计数据计算，金兼斌和熊澄宇(Jin & Xiong, 2002)计算了2000年按照上述定义我国各地区间存在的数字鸿沟情况。

　　结 语

　　本文对数字鸿沟这一概念的由来、分歧、以及实际应用中的操作化定义作了回顾和介绍，旨在说明，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新概念、新词汇、新提法日新月异的时代，大众媒体中泛泛的指称往往与学术研究中严谨的学术交流的要求相距甚远。在我们不假思索地引用某些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需要驻足反思一下：这一概念到底指的是什么？从数字鸿沟概念的辨析中可以看出，同样一个概念，定义不同，含义可以截然不同，虽然这并不妨碍其在不同的场合下，适应不同的需要而使用。但前提条件是，如果没有公认的或默认的定义，则我们有必要首先明确该概念的定义归属，唯此才能谈得上进一步的探讨和比较。

　　参考文献

　　祝建华(2002)。<数码沟指数之操作定义和初步检验>。见：吴有训主编，《21世纪新闻传播研究》，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页203-211。

　　Arquette, T. J. (2001). Assessing the digital divide: Empirical analysis of a meta-analytic framework for assessing the current stat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Unpublished draft dated on September 15, 2001,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Blau, A. (2002). Access isn’t enough. American Libraries, June/July 2002: 50-52

　　Compaine, B. M. (Ed.) (2001) The digital divide. Facing a crisis or creating a myth?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ourtright, C.& Robbin, A. (2001). Deconstructing the digital divi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ive policy analytic perspective. Paper prepared fo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ymposium on the Digital Divide”, November 15-17, 2001, Austin, Texas, USA.

　　Jackel, M. (2001). Inclusion, exclus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interests. Is “digital divide” an adequate perspective? Paper prepared for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Symposium on the Digital Divide”, November 15-17, 2001, Austin, Texas, USA.

　　Jin, J. & Xiong, C. (2002). Digital divide in terms of National Informatization Quotient: The perspective of Mainland China. Paper presented 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he Digital Divide: 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22-23 August 2002, Hong Kong

　　Nagaraj, N. (2002). The other divides. Businessline, April 24, 2002.

　　Tichenor, P. J., Donohue, G. A., & Olien, C. N. (1970). Mass media and differential growth in knowledg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34, 158-170.

　　8/12/2003(作者：金兼斌)